受基数和宏观经济影响，近年来我国存款增长放缓，但存款不会凭空消失。住户通过购买住房和商品转化为企业存款，通过购买金融理财产品转化为企业存款或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即便如此，也要看到住户存款增长放缓不利于消费升级，同时因为住户存款增长放缓导致家庭杠杆上升，可能引发楼市脆弱性问题，值得高度警惕。

存款哪里也没去，都在银行体系流转。存款增长放缓受到基数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但存款不会凭空消失。截至2018年6月末，我国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同比增长8.4%，创下近40年新低。按照2018年7月末余额数据测算，全国人均存款余额不足5万元。但这主要受到基数作用以及宏观经济表现的双重影响。过去10年我国货币总量较快增长，导致存款基数也同向同步上升。随着货币政策回归稳健，货币扩张步伐放缓，加上基数庞大，存款增长放缓符合一般经济规律。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中枢回落，居民收入增长也相应放缓，住户存款也自然会同步放慢。但存款不会凭空消失。住户购买新建商品房、消费产品与服务时，则转化为企业存款；住户购买二手房时，从一个住户存款户向另一个住户存款户转移，住户存款余额保持不变；住户购买金融理财产品时，首先必须转化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而后再向企业存款转化。无论怎样交易，包括住户存款在内的各种形式存款都不会凭空消失，只是转化成不同的形式，有的还在中间过渡户保留。所以存款其实哪里也没有去，都在银行体系流转。

存款增长放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根据发展经济学经典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提高储蓄率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储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成为支持投资扩张的重要支撑。国民经济恒等式，即储蓄与投资之差等于国际收支，储蓄率下降往往意味着国际收支逆差可能性上升。当然储蓄并不等同于存款，存款是储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我国住户存款增长明显放缓，由此引发的冲击和影响需要高度关注。一是不利于消费需求扩张。近年来，我国消费增长有所放缓。7月份，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8%，较上年同期下降1.6个百分点。而存款增长放缓，往往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相对收缩，不利于消费需求扩张。二是不利于国际收支稳定。存款虽然不能完全替代储蓄，但与储蓄趋势保持一致。随着存款增长放缓，储蓄减去投资将会收窄，甚至还会出现负数，表现为国际收支逆差，这将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基础性影响。三是不利于房地产市场稳健运行。存款增长放缓反映出住房部门杠杆上升。过去几年居民购房热情高涨，与存款增长放缓趋势保持一致，同时也推升了住户部门杠杆率。在房价高位运行条件下，维持高房价意味着需要更多存款转化的支持，同时也可能要承受部分投资投机需求将收益转化的压力，两者都不支持房地产保持稳健运行。四是不利于企业融资成本下降。存款增长放缓，必然导致银行体系吸收资金成本抬升，进而难以推动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下降。

存款增长放缓实际上也间接反映出负债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终结。不难发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主要采用宽松货币修复资产负债表，缓和经济增长放缓和下行压力，但与此同时助长了资产价格泡沫，增加了经济金融运行的脆弱性。当前由美国加息引发多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汇率剧烈波动和资本外逃，某种程度标志着全球宽松货币环境的终结，过去全球极低的利率环境可能已经成为历史。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传导，主要是通过负债驱动，即通过全社会负债端的快速膨胀，来增加资产购买，中和资产价格下跌和交易不便的风险，从而对资产负债表进行修复。但要看到，资产购买要受制于社会终端需求扩张，持续滚动负债势必导致资产收益率下降，这使得债务驱动经济的增长链条过度绷紧，高杠杆存在脆弱性。从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债权债务分析，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债权已经反映为庞大的广义货币供应量。而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债务则为银行体系拥有的各种金融资产。在宽松环境下释放的货币供应量反映为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持有的债权，这些债权具有刚性，不会凭空消失。但在负债驱动下的资产收益出现下降，甚至账面出现亏损，导致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的债务与债权相比存在缺口，且缺口在逐渐扩大，制约了社会公众对银行体系债权的扩张，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存款增长放缓。

当前实体经济融资难和融资贵与存款增长放缓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存款增长放缓，客观上要求金融资产收益率缓慢提升，来中和流动性和成本管理的双重风险。因此，实体经济融资难，主要是符合金融体系资产收益率条件的资产形成较难；融资贵则是经过风险调整的融资成本相对较贵。虽然存款增长放缓和宏观经济增长中枢下移是金融体系必须面对的经营环境，但并不意味着金融机构只能被动管理，而不发挥主观经营的能动性。社会风险整体偏好回落是经济转型期产物，但同时经济转型孕育了巨大的机会，关键是金融机构能够敏锐地捕捉这些机会，积极布局，实现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