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方牵头人通话的消息给处于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摩擦注入了新的“缓和剂”——中美双方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工作层将于9月中旬开展认真磋商，为高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做好充分准备。

2018年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动因是中国对美存在巨额的货物贸易顺差。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372亿美元，其中，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757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3%，超过后9个经济体之和（42.3%）；对华服务贸易顺差385亿美元，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15.9%，排名第一位。因此，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减少中国货物对美的出口。

在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一年之后，美国对中国货物出口“挥舞”的关税大棒真的起到了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作用吗？请看一组数据。2019年上半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为4116.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多增112亿美元。从货物贸易逆差来源区域结构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对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占比上升而中国对美国货物逆差占比下降；即便将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剔除在外，美国货物贸易逆差也是不降反升。由此显示，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并未能为其带来整体货物贸易逆差收窄的效果，反而由于对华出口的减少，使其货物贸易逆差规模扩大。这恰恰表明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问题应归因于内部需求结构而非中国出口，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并没有令其货物贸易逆差收窄，而只是从中国转移到了其他经济体。

众所周知，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从美国进口格局看，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国为美国五大进口来源地。数据显示，自1992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比不断上升并于2006年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到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份额已达到21.1%，但之后随着贸易摩擦的冲击影响显现，2019年上半年美国自中国进口份额下降至18.4%；与此同时，美国自墨西哥进口份额出现明显上升。

而中美货物贸易失衡更主要的根本性原因是中美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高消费、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等综合因素的结果。美对华贸易逆差是相对固化的。美国不从自身内部找原因，不去改变现存的各种状况，即使单方面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即使以贸易霸凌手段挑起对华贸易战，但美国的对外货物贸易逆差不减反增，并仍会持续扩大，只不过这个逆差来源从中国转移至墨西哥、印度、越南等其他经济体。可见货物贸易逆差问题并非通过挑起贸易战就可以解决。

进一步观察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变动情况，美方应正视贸易逆差产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客观看待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仅仅因核算方法的不同，而将巨额逆差归为中国的出口并不合适。特朗普政府应认识到贸易逆差是中美的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决定，美国不能既享受“利益在美国”，又指责“顺差在中国”。中国出口商品降低美国消费成本，抑制通货膨胀，从全球价值链看，是将经济利益的分配集中到了美国。再者，美元霸权与贸易顺差不可兼得。在全球经济多元化格局下，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决定其必然存在贸易逆差，需要新的货币补充其主导地位。美国更不能无节制地依靠印美元、发美债的方式获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资源。

殷鉴不远，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虽然后来美国对日货物贸易逆差大幅减少，但美国贸易失衡问题仍没有解决，只不过转移到了中国和德国。从经济学角度看，贸易本身就是互惠互利的，不存在所谓不对等贸易和不公平贸易，中美贸易更是如此。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而不能只依靠一方，更不能要求中方单方面进行不对称调整而美方不作为。一年多来，美国挥舞的关税大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美方一些人应该清醒一下了：只有眼睛向内，主动找找自己的问题，与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合作，这才是互利共赢的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