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6月以来，历经三次审议与修改的《数据安全法》定于今年9 月1日起施行。行业迫切需要规范发展，各国数据资源博弈加剧，更合理有效地发挥数据价值……这一切都让这部法律来得“匆匆”，也让与之相关的很多行业都被置于“聚光灯”下。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法的出台，旨在解决在数字经济领域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的问题，有利于让数据流动和整合更有序，更好赋能实体经济，也能最大程度地降低数据跨境流动中的风险。这部法律之后，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将进一步出台，法律体系将得到完善。

“这部法已经到了必须出台、尽快施行的地步。” 上海格联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夏海波律师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说，数据是网络运行的核心载体和关键内容，近年来迎来了一波爆发式增长。海量数据中存在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生物等方面的敏感数据，这些一旦泄露，容易被恶意利用，对国家安全造成重大危害。

现实的情况是，随着用户终端的增多，大量用户数据集中流向了互联网巨头等平台，如果平台做不好数据妥善保护和应用，就会带来隐患，倘若形成数据垄断和霸权，将出现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

数据产业也将随着数据的海量增长而扩大。根据国际权威机构Statista统计，2016至2019年的全球数据量分别为18ZB、26ZB、33ZB、41ZB（1ZB=10万亿亿字节）。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2025年全球数据量将是2016年的9倍，达到163ZB。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我国数据生产量巨大，根据IDC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数据产生量约占全球数据产生量的23%，是国际上名列前茅的数据资源大国和全球数据中心。

新冠疫情暴发至今，为落实疫情管控，有关部门进行了大量公共服务数据采集，同时也催生了很多数据分析工具，提升了政务数据的体量和质量。《数据安全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的需要收集、使用数据，应当在其履行法定职责的范围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隐私、个人信息、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息等数据应当依法予以保密，不得泄露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夏海波表示，由此可见，政务数据已成为促进政府科学决策、提高公共管理效能的重要资源，但政府在履职过程中收集、使用数据时更应重视数据保密、数据共享的安全合规问题。她同时建议，监管方在履行监管职责时可以借助第三方力量，比如对被监管方开展数据安全监控和审计，对数据生命周期各阶段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定期开展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此外监管内容应按数据不同的分类和不同的安全等级进行，如对敏感数据的监管内容应不同于一般数据，敏感数据的判定、传输、存储、调用、脱敏、销毁等应合法合规，最终实现在制度层面、技术层面加强对数据安全的保障。

从各国在该领域的最新动态看，我国出台《数据安全法》也是顺应了国际通行做法。2018年初，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了《清澄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案》（CLOUD法案），旨在指导执法部门依据合法的搜查令来直接访问境外数据。根据该法案内容，如果美国政府索取，任何受美国管辖的公司（包括在美国经营或者在美国为客户提供服务的公司）都需应要求将数据转交给美国政府。即使这些数据存储在海外，也同样受到该法案的约束。

欧盟随后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按照此条例，收集欧盟公民数据的企业必须遵守欧盟规则，受欧盟管辖。GDPR在一定程度上是和美国争夺对于数据的主权。

对于数据传输出境，我国《数据安全法》在《网络安全法》第37条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管理框架进行了完善。《数据安全法》在鼓励跨境数据流动（第10条）的基础上，对数据出境安全管理（第31条）、主管机关批准（第36条）以及法律责任承担（第46条）等方面进行规定，为跨国企业尽快开展数据出境合规工作提供了方向参考。

夏海波表示，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推动实现与数据有关的行业良性发展。在数据领域进行规范有效的挖掘和应用，才能更好地服务经济发展与社会民生，这也是这部法律出台的一个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