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贸易报 作者:本报记者 张凡 2022-05-11 17:43:56
知名学者施展曾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光看到中国特殊性却看不到一致性的话,一定会导致中国和世界对立;如果光看到一致性看不到特殊性的话,就没有办法真正有效地理解中国问题。这种看法在经济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之中,中国经济加速融入世界经济,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弄潮儿;另一方面,讨论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避不开的话题。
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到凯恩斯主义,再到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在100余年的经济起起落落之中,学界所认为的政府的角色也正如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即使在国内学术界,只要把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经济学家请到一个桌子上,一场关于市场与政府的精彩辩论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流量担当”。但在实际操作中,中国政府官员们秉持的是“实用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各个部门、地方政府都有其特殊之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兰小欢的着作《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就是以实用视角来看待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一部佳作。
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都将引起一次变革,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到了新中国,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不断转变,政府机构也在不断的转型当中。
首先是“生产型政府”,这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大到“两弹一星”、飞机汽车,小到针线、纽扣,从生产到销售,几乎都控制在政府的手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中央政府仅在工业领域就设置了八个机械工业部,管理不同细分领域;其次就是“投资型政府”,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依然承担着促进经济发展的重任,只是角色更像一个“投资者”,无论是出台优惠政策招商引资,还是提供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会追求回报,算的是一笔大账——GDP的增长,这也是《置身事内》着重讨论的内容,从现状入手;最后是我国政府的转型目标,即“服务型政府”,所谓的“放管服”改革,不仅仅是政府系统内部上级向下级下放一些领域的行政审批权力事项,增强地方的自主权,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向市场和企业主体、向社会主体下放一定的权力事项。
作者以我国地方政府投融资为主线,从我国政府的构架、地方政府的基本事务、以招商引资为代表的经济活动的基本逻辑等微观操作入手,再把这些微观操作逐步放大,那就是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哪些宏观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即使近年下降到个位数,但考虑到我国经济体量基数增大、人口老龄化、正在调整产业结构等因素,也不足为怪,即使遇到了疫情,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韧性。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国政府坚定推动城镇化,推进国企改革,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由此也呈现出地方政府“重土地、轻人”“重规模、重扩张”“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这三个鲜明特点。
“重土地、轻人”是针对城镇化来说的。作者总结出,这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但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了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因此,政府的调整是以人为本,让市场力量在各要素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出台了土地流转、户籍改革等相应措施。
对于近年来各方热烈讨论的政府债务问题,其根源就是招商引资中的“重规模,重扩张”。
在这样的理念下,政府推动了企业成长和快速工业化,为了解决已有债务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三去一降一补”成为主要任务。
相对于城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下最热点的话题当属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同富裕。在这一点上,作者也给出了相应的背景。在过去的经济发展中,我国政府“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这加速了我国经济增长,扩大了对外贸易,让我国成为制造业强国,但我国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较低,本土市场的潜力尚未发挥出来,加剧了贸易冲突。为此,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成为必由之路。
当然,经济实现相应的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充满风险的。在转型的过程中,还要维持旧有的体制不坍塌,这对政府官员的政治经济学智慧是一个较大的考验。正如张维迎所说:“如何在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节制政府对市场的破坏,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培养出发展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作者认为,一方面,理解发展目的不等于发展过程,发达国家目前的做法不一定能解决我们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情况在不断变化,我们过去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发展模式也不可能一直有效。若不能继续改革,过去的成功经验就可能成为负担甚至陷阱。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去解决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走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这样看来,了解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如书名所示,只有躬身入局,才能发现其前因后果。这恐怕与经济学家们穷其一生,都要发现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来指导各国经济发展的想法背道而驰,何况理想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200多个语言不同、理念不同、国情不同、禀赋不同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