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消费复苏总体上不及预期，主要是受到就业形势、收入增速偏缓、某些地方较长时间封控等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复苏乏力，需求相对于供给更为疲弱。但从中长期看，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蕴藏着经济增长的潜力，也蕴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力，以服务型消费为重点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并未改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第三届中国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论坛上表示，未来促进消费的关键是推动服务业市场开放，推动一揽子结构性政策调整，加快结构性改革进程，以有效释放14亿人的服务型消费潜力。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今年发布的《结构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估算表明，如果我国经济在“十四五”“十五五”和“十六五”时期的年均增速能够达到5.5%、5%和4.5%，保守估计，未来14年的居民消费年均增速有望达到5.3%，累计增幅有望达到106%；乐观估计，未来14年的居民消费年均增速有望达到6.2%，累计增幅有望达到133%。从服务型消费水平看，初步估计到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服务型消费水平将超过1.8万元人民币。从服务型消费占比看，到2025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有望达到52%左右，2030年有望达到55%至60%，到2035年大体稳定在65%左右。

迟福林认为，无论是新消费还是传统消费、社会服务业增长，都仍然拥有巨大的市场空间。他以元宇宙体验为例说，摩根士丹利预测，在美国，元宇宙潜在的消费支出市场（TAM）高达8.3万亿美元。目前，我国已有企业布局元宇宙，预计将带来数万亿元的市场空间。

在家居方面，随着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的渗透，智能家居行业成为家居领域增长的主要力量。数据显示，全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从2015年的403亿元上升到2019年的152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9.3%。“家庭购买智能化产品，本质是希望得到更多的服务，是商品服务化的体现。衣食住行这类传统消费的服务化转型，将会越来越明显。”迟福林说。

如何以服务业市场开放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在迟福林看来，在服务业市场开放方面取得重要突破十分重要，特别是要取得服务业市场准入的重要突破。我国要按照“非禁即准”的精神，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全面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凡是法律、行政法规未明令禁止进入的服务业领域，逐步向社会资本开放，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发展服务业，打破服务业领域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消除不同产业间政策的差异，营造竞争中性的制度环境，强化竞争基础性作用，为服务业平等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以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有效适应服务型消费需求升级趋势，鼓励满足多元化、个性化服务需求的新服务业态发展。此外，民营企业在服务供给以及在服务领域强化竞争所取得的重要突破也值得重视。

为此，迟福林建议，我国要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制度型开放的制度变革。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加快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变革。例如，尽快出台全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允许负面清单外的境外企业在我国提供相关服务，对负面清单外的领域给予境外服务提供者国民待遇；推动服务贸易标准与国际接轨等。

二是加快服务贸易项下货物进出口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的制度变革。例如，简化医疗健康、文化娱乐、旅游、教育、科技研发等服务业发展所需原材料、基础设施配套的进口通关手续，降低进口环节增值税；在海关特别监管区域内，对旅游、健康、文化娱乐、研发设计等服务贸易项下的自用商品与相关设备实施豁免查验政策等。

三是加快服务贸易项下人员自由流动的制度变革。例如，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同发达国家签订人才互认清单制度；适时逐步放宽免签政策；修订并细化工作签证分类管理。率先与欧盟、日本、韩国等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互认及服务业监管标准对接，试点服务贸易“经认证的经营者”。

“总之，我们要加快形成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的大环境。1.6亿多户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动力源、就业顶梁柱。有效应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挑战，核心是稳住市场主体，以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保民生，进而稳消费预期。”迟福林表示，这其中稳消费预期十分重要，其关键是稳市场主体的发展预期，未来我国需要加大稳市场主体的结构性政策力度。此外还要提升服务型消费供给质量，加快服务型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