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明确指出，基于各国政策制定者意图将通货膨胀降低至目标水平之所需，全球央行在疫情初期提供的货币和财政宽松政策正在逐步缩紧，而全球融资条件的收紧极有可能引发广泛的新兴市场债务困境。同时，IMF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也强调，在全球金融风险平衡明显倾斜的背景下，前沿市场（通常是较小的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债务利息支出目前还在继续上升，许多前沿市场可能面临主权违约的风险。

今年以来，美联储连续的暴力加息拉动了美元的强劲飙升，并带动非美货币的集体大幅下挫，基于维护本币价值的目的，同时也为了抑制域内通货膨胀，新兴市场国家跟随美联储频繁迈动了加息步伐。根据IMF的统计，2022年约有90个经济体开启加息，为过去15年来最大规模的全球加息潮，同时比较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利率的平均涨幅约为发达经济体的两倍。

历史经验表明，大凡遭逢美联储加息周期以及美元指数的连续上升，在新兴市场都会掀成一波不小的债务风暴，从1983年拉美债务危机，到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再到2001年阿根廷债务问题以及2015年的新兴市场危机，莫不是因美联储加息的“蝴蝶效应”而来。之所以如此，皆缘于全球货币制度的错配，以及在此基础上汇率因子变化所致。

对于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本国主权货币的国际化程度一般较低，而且主权信用也不高。相比之下，美元在全球的投资、贸易、外汇交易以及外汇储藏方面则占据着独特的支配地位，并且美元的信用级别更易获得国际评级机构与市场的认可，发行美元债于是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对外融资的最主要方式。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元债务达到4.2万亿美元，比10年前翻了2倍。问题的关键在于，美联储加息在推高美元的同时，也带动美国国债收益率迭创新高，即如今年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最高就突破了4%，新兴市场国家的偿债利率成本由此大幅拉升。

在全球汇率安排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货币也改变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而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实还是主要围绕着美元上下波动，加之欧元、英镑等“特别提款权”篮子中的主要国际货币持续疲软，美元对非美货币的影响力更是乘虚而上。目前来看，美元已经登上20年来的最高点位，新兴市场货币今年以来平均贬值幅度超过了8%。本币汇率的走弱意味着需要拿出更多的本币才能兑换出借款时同等规模的美元，同时，本币贬值也导致了国际资本纷纷逃离新兴市场，而为了阻止美元升值以及资本出逃给本币形成的过度负重力，新兴市场国家又不得不在外汇市场抛出美元，结果导致了本不丰实的外汇储备家底更为羸弱。按照IMF公布的数据，今年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共动用约38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外汇储备创下近8年来的最快降速。相应地，外汇储备与外债总额之比由去年的3倍有余降至目前的2.3倍不到，显示新兴市场的后续偿债能力还在走弱。

作为今年首个破产的国家，斯里兰卡的债务违约已成事实，同时，曾接受过IMF贷款援助的南美国家阿根廷也在破产的边缘徘徊，贸易赤字严重超标的土耳其随时可能拉响违约警报，其他如埃及、巴基斯坦、乌克兰等10余个新兴市场国家正在债务泥潭中挣扎不已。据IMF估计，目前新兴市场有约2370亿美元的外债面临违约风险，同时，世界银行发出警告，25%的新兴市场正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60%以上的低收入国家面临债务困境。

必须承认，新兴市场本轮债务违约风险的浮现，从一个侧面可以解释为是其长期债务存量积累与发酵的结果，并且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思路上的举债依赖偏差也有很多值得深刻反思的地方，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注意三大基本事实。其一，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新冠肺炎疫情都是一种不期而至的外部风险，前者导致全球货币利率的走高并令新兴市场国家偿债成本增大，后者倒逼公共财政不得不对疾病防控与公共卫生设施增加投资，进而挤出新兴市场的增量偿债能力，而不断上升的公共支出以及债务借贷成本又会反过来限制新兴市场国家促进经济复苏的财政灵活性，相应的即期与后续偿债能力必然受到抑制。

其二，美元汇率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是一种无法自控的外部市场风险。按照“特里芬难题”，美元价值要稳定，它就不能作为国际货币；美元要作为国际货币，它的价值就难以稳定。该命题的结论是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不能依赖任何单一国家来保障。然而，事实却是，作为一种被动选择，由于在国际市场上过分依赖于美元货币，许多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几近丧失，对外部债务的处理亦失去主导权，其偿债成本的大小与偿债能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元所左右。

其三，债务货币化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是一种不足以充分操控的内部政策风险。不同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大量印钞来偿还存量债务，并有足够的能力承接与消化因此引起的货币贬值风险。新兴市场国家对负面效应的处置能力则差了很多，同样的操作搞不好不仅会将经济送入滞涨窘境，并且本币贬值还会极大削弱应有的偿债能力，惟其如此，新兴市场国家通过自身政策调整从而赢得主动性消化债务负担的空间可以说是相当有限。

基于以上三点，我们的结论是，新兴市场债务矛盾的激化与债务违约风险的上升并非主要由经济与金融决策失误以及政策资源的错配所引起，相应的全部责任自然就不应由新兴市场国家独立承担。因此，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债偿还风险，需要立足于人道主义立场，调动与集结全球力量寻求破解之策。

对策一：推动债权人与债务人友好协商并相向而行。对于债务人而言，任何看上去十分简单的单方面毁约与赖账，损害的不仅是国家信誉，更会直接丧失在国际市场上的融资身份与资格，同时接下来会面临漫长的经济孤立和经济收缩剧痛;而对于债权人而言，一味地求全责备与刚愎自用，直接的风险就是本息颗粒无收，并且即便是借助国际诉讼，为此耗费的漫长时间成本且不说，最终可能等来的还是一份根本无法执行的判决书。相较而言，双方若能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包容性协议，新兴市场赢得喘息之机，债权人利益至少最终也可以获得部分保障与实现。

对策二：加大经济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援助与支持力度。由于新兴市场的负债中很大一部分属于国与国之间的主权债务，尤其是前者对发达经济体的负债占有相当大比重，债务违约的出现和蔓延必然损害关联国家的实际收益，削弱发达国家的财政盈余，最终可能由债务危机衍生为财政与金融危机。对此，发达国家有必要对新兴市场国家债务作出适度减免以及展期上的延长性调整。毕竟化解了负债方的风险某种程度上也增大了自身利益的安全系数。

对策三：增强国际经济组织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救援与护卫能力。历史经验证明，缺乏了国际社会的应急性资金救助，任何一个债务危机国主权债务违约的处置进程都会格外艰难与缓慢。但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像IMF这样的国际性援助往往会附加一些贷款条件，如控制财政赤字、降低社会福利等，而这些苛刻的要求往往会成为国际投机资本沽空新兴市场的题材，对此，IMF有必要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保护债务人免受机会主义投资者破坏”的法律条款，协调与动员成员国共同对做空力量展开围猎与封堵。

对策四：新兴市场国家自身亦应进行战略上的建设性调整以逐渐脱离经济发展的举债模式。首先，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在国内经济结构变革领域谋求深度突破，催生出强大的内生性经济成长动能，以此来彻底摆脱对发达国家出口市场的依赖;其次，新兴市场应当架构出完整、健康的金融市场，通过本国债券与证券市场的顺畅融资，有力聚集与优配国内资金要素，同时改变融资市场“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降低与隔离外部市场带来的风险;再者，新兴市场应当将“去美元化”视为集体性使命，先共同托起与维护单一优势货币，并围绕中心货币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性统一货币，由点及面地逐步摆脱美元的钳制与束缚。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