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我国的能源资源，通常听到的6个字是“富煤、缺油、少气”。

“这只是对化石能源的描述，但不能准确地概括我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在近日举办的2022年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表示，除了煤、油、气等化石能源，我国还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这是我国能源资源禀赋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大约有多少？有数据显示，当前技术水平下，水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6.87亿千瓦，居世界首位；陆地100米高度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90亿千瓦，近海100米高度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约20亿千瓦；陆地集中式光伏技术可开发量超过400亿千瓦。优良的资源禀赋为可再生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我国已经开发的可再生能源尚不到技术可开发资源量的十分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

如何“先立后破”？杜祥琬解释，我国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资源，这样才有“立”的资本。可再生能源“立”好了、“立”稳了，就可逐步减少对传统能源的利用。

过去10年，我国在可再生能源“立”的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国家能源局总经济师鲁俊岭介绍说，中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增长了12倍左右，占全球风电、光伏装机总规模的三分之一以上，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消费比例持续提升，2021年风电、光伏发电量占全社会用电总量的11.8%，对能源结构优化的贡献逐步显现。我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新能源技术研发和装备制造产业链，现有7家风电整机制造企业位列全球前十，光伏产业为全球贡献了70%以上的产量。

鲁俊岭表示，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和调整，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同时,近两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范围内能源供应出现紧张局面。

“低碳转型和能源安全并行不悖。”杜祥琬举例说，河南省兰考县做了多年相关试点，从原来利用外来燃煤发电到现在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而且兰考每年发电总量大于能源电力需求量。这表明，能源转型是给能源做了“加法”，增加了很多原来没有利用的可再生能源，使得能源越转型越安全。

对于科技创新引领能源转型，中国新能源企业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有着更切身的感受。他介绍说，16年前，协鑫原创多晶硅西门子改良生产法，推动中国光伏告别“三头在外”局面，多晶硅价格从400美元/公斤降至60美元/公斤，综合能耗从200多度电/公斤降到50度电/公斤左右。现在，协鑫最新的颗粒硅技术已经降到14度电/公斤左右。当时光伏电价是一度电4元人民币，现在只有0.3元。这些全部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以技术革命为根本驱动，全链条传导，从材料革命、装备革命到制造革命、应用革命。

“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背后，科技是‘第一能源’，是能源之源。”朱共山表示，随着新能源全产业链在技术、装备、制造等方面的崛起，中国在全球能源革命的新赛道上已获得绝对的领先优势。到2025年，我国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可达到30%，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到2030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12亿千瓦以上，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左右。预计到下一个五年，我国新能源将从能源电力消费的增量补充转变为增量主体，能源变革的拐点即将到来。

朱共山认为，新能源的技术革命、场景革命、数字革命等正以燎原之势席卷全世界。在新能源产业国际化、供应链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协同创新、错位竞争、互补合作、有序发展，实现强链补链，是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亚太地区具有独特的智力资源和深厚的传统，在开发新技术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领头羊作用，工商界处于科技创新前沿，要努力成为绿色科技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的主力军。”商务部部长助理李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