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9年来，已经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然而近来年却不时传出“一带一路”项目让沿线国家陷入债务陷阱的言论，对“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实际上，这些言论从未有研究证实，多是一些印度、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政治学者、政府高官、智库和媒体将经济问题政治化的结果。例如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1月在《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文章，宣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债务陷阱外交”，抛出了“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他们在国际上持续渲染中国利用不透明的贷款条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础设施融资，在后者无力偿还债务时，获取其军事或战略资源。

这些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做法受到了各方有力的驳斥。除了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学者之外，多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领导人和官方人物均在不同场合公开驳斥“中国债务陷阱论”错误言论。部分美国学者、美国智库也依据研究数据发表过不少驳斥“中国债务陷阱论”的报告。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黛博拉·布劳蒂加姆（Deborah Brautigam）列举了黑山、肯尼亚、赞比亚和其他地方的案例，表示有西方媒体大肆宣扬“债务陷阱论”，却没有证据支持。又如，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显示，铁路联通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增长2.8%。其他研究还发现，“一带一路”交通基建项目可使当地物流时间平均缩短 1.2% 至 2.5%，令全球贸易成本降低1.1%至2.2%，使全球实际收入增长0.7%至2.9%。这都说明，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正向经济效应。

笔者也曾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进行过详细的研究，除了得出“一带一路”项目是“馅饼”而非“陷阱”的结论外，还发现了四个有趣的现象：

其一，炒作“中国债务陷阱论”的沿线国家政界人物最终选择加强与中国合作。不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在野党为了赢得选举，将有关“中国债务陷阱外交论”当作政坛博弈工具，借中国贷款问题向政治对手发难，以此获取选票赢得大选。但这些在野党上台之后，犹如川剧变脸般迅速向中国贷款和吸引中国投资，类似情况曾先后在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的政府变更中出现过。

其二，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注重长期经济收益。与不少西方国家政党频繁轮替，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原政府签署对外协议不予承认相比，中国政府对沿线国家政府的合作承诺无疑是长久的、统一的，且更能够获得沿线国家的信心。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报周期长，短期内较难盈利，因此中国投资更注重双方的长期经济收益。例如，据印尼官方预计，由中国在印尼投资兴建、造价达约80亿美元的雅万高铁，在未来40年可创造超过231亿美元的收益，不仅中国与印尼双方获得的回报将远高于投资成本，而且中国政府还与印尼展开多领域的合作，中国与印尼的经贸关系持续深化。

其三，债务国家向中国贷款修建基础设施，长远是为了向西方还债。目前，“一带一路”项目投资的约70%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所以向中国贷款修建基础设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发展经济以偿还西方国家、多边金融机构此前的债务。当沿线国家的基建设施建设需求被欧美国家和商业银行拒之门外时，是中国对他们伸出援手，并提供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协助他们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推动经济发展和政府税收增加，才令该国政府有更多的资金去偿还西方国家、多边金融机构的外债和推动国内社会民生发展。

其四，美联储持续大幅度加息、新冠肺炎疫情袭击对沿线国家的债务管理和治理才是真正的挑战。美联储近期激进加息，令有较高美元债务存量的沿线国家出现债务危机，且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各国经济普遍下滑，财政收入减少，加重了其债务负担，部分国家甚至还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此时却还要偿还外债，压力巨大。

公开数据显示，许多存在债务风险的沿线国家的债权主体非常多元，包括欧美国家、日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中国并非出现债务风险国家的唯一债权人和主要债权人。因此，部分西方国家与其指责中国进行“债务陷阱外交”，不如将精力放在如何提升债务国家应对债务问题的能力，加强各国在国际债务治理上的磋商合作，为各国解决债务问题提供系统性、综合性的方案，以协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复苏，提升其发展能力。（作者分别系海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