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多边贸易进程受阻，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组为标志，全球化进程陷入困境。尤其是特朗普推行的保护主义政策使全球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但简单地将未来全球化发展趋势描述成“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显然存在很大争议。从全球化进程的阶段性和周期性角度理解，则更有助于把握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未来发展趋势。

　　反全球化浪潮目前已超越社会领域，是发达国家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政策调整。某种程度上讲，民主和民粹具有高度重合性，都以“民意的合法性”为话语核心。受到贸易和经济失衡的冲击，美欧等国的国内社会开始反思自身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福利损失问题。这种发达国家的“民意合法性”正成为全球化进程得以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对西方民主国家而言，“民意”始终是政治家政策选择和政治选举的风向标。

　　因此，短期内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制建设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几乎已到尽头。这种带有民意色彩的本国利益保护尽管不符合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但却完全符合发达国家国内民意的发展规律。因此，受民族国家利益掣肘，短期内全球化与国家化之间存在显着的博弈关系。未来，保守与开放之间博弈格局的改变需取决于世界经济失衡的“纠偏”和“再平衡”的实现。显然这种格局调整需要经历一个转换过程。

　　总结前几轮全球化进程发展经验可发现，技术变革和技术扩散是全球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两个角度看，新一轮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技术变革尚不明显，技术变革的基础和技术扩散路径较为缺乏。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内尚难以有效追踪到新一轮技术革命发展的迹象。尽管当前可能正在酝酿新一轮技术革命，比如3D打印、智能制造等，但相关领域的技术传播以及对全球生产关系变革的推动始终存在局限。全球生产过剩背景下，催生技术变革的动力基础较为缺乏。

　　当前，世界经济存在技术传播的路径障碍。殖民主义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本质上是先进技术生产要素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并因此形成全球生产及价值链分工体系。当前发达国家投资回流正使得这一传统驱动机制“失效”。在发达国家投资疲软和自我保护背景下，全球化生产的国际分工体系正经历解构风险，传统意义上的技术传播渠道和路径将可能被阻断。

　　除非发生大规模生产方式变革，新一轮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基础较为薄弱。从生产方式激进性变革的基础条件角度看，当前全球化进程将不可避免陷入停滞状态。但这种停滞仅相对于过去几个快速全球化进程发展阶段，而非实际意义上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很显然，当前全球化进程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受诸多发展阻力的影响，未来很难出现激进性生产方式变革下的快速全球化进程，但考虑到全球化的发展空间，未来可能进入全球化低速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总体上表现得较为平缓。新一轮激进性生产方式将处于酝酿之中，为新一轮全球化进程集聚势能。尽管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基础缺乏，但推动全球化进程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依然存在。各种正向和反向力量之间形成动态和深度博弈。因此使得全球化进程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周期波动特征，停滞甚至倒退是一种周期内的波动表象。推动和阻碍全球化的力量主体在一段时期内将处于拉锯博弈阶段，全球化进程的周期效应亦将受到相关博弈主体的影响。但短期内全球化的停滞甚至倒退并不适用于当前“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等理论表述。

　　从生产组织形态和国际规制完善角度看，尽管短期内多边贸易陷入困局，但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与投资规制建设方面并未止步，甚至在政策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持续加码。在区域投资贸易方面，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在努力推动符合未来发展需求的建章立制。

　　随着G20等全球治理机制的完善，主要国家在全球治理方面加大合作力度，目前在投资和贸易以外的领域发挥积极推动作用。此外，全球化进程的驱动主体亦发生结构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崛起作为上一轮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发展现象，将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对外投资将产生一轮较强的技术传播和扩散效应。不仅有助于传统全球化边缘区域获得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入，也有助于纠正当前全球经济失衡态势，缓解和填补发达国家自投资回流的全球化“缺口”，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与中国对外投资模式类似，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增长亦将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并一起扭转后危机时代因发达国家投资回流带来的全球化“停滞”局面。(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