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共同主办的“中国环境故事网络”新一期线下沙龙活动在清华大学未来媒体实验室举办。

本期活动以“中国可再生能源的迷思破局”为研讨主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等多家科研机构和可再生能源领域的专业人士与来自环境和能源报道一线的媒体，共同研讨中国能源转型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挑战与前景。

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气候与能源经理袁瑛在开场时介绍说，在过去17年中，绿色和平专注于气候变化与能源问题，通过政策倡导、企业和市场推动、公众互动和合伙伙伴赋能等多样化的形式，不断推动中国的能源结构向低碳化、清洁化的方向发展。

“然而，在能源转型已有共识的今天，我们发现在外部媒体的讨论中仍然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论。”袁瑛说。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梁君健在开幕致辞中指出，环境议题是这个时代的中心议题，大学在这样的议题中会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大学是生产知识与凝聚共识的地方。

“但是更广义来看，我们更希望与社会各界的朋友们就当前的话题共同探讨，产生有价值的信息、更好的共识。我在纪录片创作过程中，经常接触跟环保相关的话题或知识。我们在拍摄《一张宣纸》纪录片时，用的是传统手工制造的宣纸，但是我们在了解的过程中发现了现代社会对环境带来的破坏，传统的工匠对自然界的认识观点也非常精彩。”梁君健说。

作为占全球碳排放四分之一的经济主体，中国的能源转型意义非凡，也独具特色。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在沙龙活动中指出，中国能源的发展不单是能源自身问题，很多跟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相关，在当下的中国，能源转型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与“一带一路”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在过去，中国能源生产与经济消费主要在东部，但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也可以作为一个经济区域的核心，甚至成为对外出口或者对外辐射的“桥头堡”。这就需要西部地区更多依托自身资源支撑自身的发展。

陶冶强调，对于当下能源转型的基本判断主要应该基于以下几点：

首先，我们能源转型不是为了转型而转型。也就是说在我们寻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结构减量”“清洁、安全、高效”这些内涵与我们推进能源转型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我们要认识到，虽然全世界都强调能源转型，但是对转型的起点、终点、过程理解都不同，尤其不同于已有的成功案例，至今没有哪个国家充分实现了能源转型这一最终目标。

陶冶还进一步分析了中国政府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目标，以及在全球碳排、温控计划中的处境。“不同于市场投资主体，从决策者的视角来看，重要的是到2050年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果把碳减排确定为与人类社会命运攸关的一件事情的话，我觉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我们设定了205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状况目标，倒逼能源系统为此目标进行转型。”陶冶还详细地分析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前景，包括逐渐取得与其他能源的比较优势、与其他能源在经济发展中的统筹配合等。

陶冶总结道，本次沙龙主题用“迷思”这个词的贴切性在于，在当下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可再生能源的讨论都是有必要的，同时这个问题又很迫切，一旦讨论拖长了，就有可能面临路径锁定的问题，这对能源发展与国家战略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在可再生能源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的迷思与误解。中国新能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彭澎就专门总结分析了“这些年可再生能源背过的那些锅”，举例说明新能源在国内舆论环境中遭遇的误解和谣传。

说到能源转型，德国作为“排头兵”，很多做法被很多国家借鉴与学习。卓尔德环境（北京）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张树伟就分享了德国能源转型的历史发展与经验。

他介绍说，德国的能源转型有两个支柱，一是能源效率提升，二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可再生能源，逐步关闭煤炭、核电，实现终端能源效率的提升，从而实现2050年总量的缩减以及结构的变化，这就是德国能源转型的具体的含义。

相比之下，国内大多数讨论都是基于理念，而不是基于现实现状的讨论。“转型需要目标和工具。要解决相关争议，可能要确定更加清晰可衡量的目标。”他说。

在圆桌讨论环节，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发言代表，围绕能源体系在国内舆论场话语权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是围绕近来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但话语权相对煤炭等传统能源还是较弱的现状阐述了各自观点。

绿色和平传播互动部的徐腾飞说，绿色和平从2017年就开始思考关于舆论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影响，并在2018年正式开展了这个项目，其中包括一个公众调研，了解公众对于可再生能源的认知状况。

来自能源媒体的徐沛宇表示，与十多年前新闻报道不同，这些年媒体环境向着很好的方向发展。她指出，能源新闻在舆论场中不是那么受到重视，这是能源报道的一个难题。另外，可再生能源的产业和规模还不够成熟，需要时间来发展。

来自创绿研究院的李秀兰表示，基于共识，可再生能源无疑是实现气候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解决方案，作为研究机构，如何把研究的成果投入实际，在公众意识、政策倡导、投资建议等领域发挥作用，确实是当前存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