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持续提升，而且仍在延续，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40年前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民族复兴真正的起点。”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贸发会议经济事务高级官员梁国勇在发布《全球变局与中国智慧：改革开放40年之际的回顾、展望和建言》报告（下文简称《报告》）时说道。

《报告》指出，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依托独特的市场体系和发展模式实现了世界经济史上空前的增长奇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是由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四个转型协同推进的结果。在全球化进程由强变弱、“逆全球化”倾向、全球治理面临挑战的背景下，中国逐渐成为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动力，使其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中坚力量。“一带一路”倡议则是中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重大尝试，成为世界范围内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的重要议程。未来中国将面临改革开放深化、发展模式优化、经济转型升级的机遇和挑战。

《报告》还指出消费转型、服务转型、数字（智能）化和绿色化四方面的转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也相互促进，而中国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如何以“新转型”推动“新增长”。大分化将在高效率、高附加值、价值链高端、具有可持续性的“新经济”与低效率、低附加值、价值链低端、环境社会代价大的“旧经济”两者之间发生，其影响也将是跨越国界的。对产业政策和金融服务而言，应强调对“新经济”做加法，对“旧经济”做减法，以寻求中国经济更高效、更具国际竞争力和更有发展后劲的“新均衡”。须对经济各方面的“新转型”予以长远通盘考虑，也有必要考虑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展望未来，中国经济将呈现绿色、智能化、集成共享的全新形态，“新转型”也将重塑国人的日常工作生活，重塑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在于找准了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梁国勇认为中国主要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得比较好： 第一，在经济开放、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政治独立。 第二，可以说中国的奇迹是东亚奇迹的延续，中国借鉴了“四小龙”东亚奇迹中一些成功的要素，这些要素包括外向型经济的建立和一个发展为导向的政府等。

梁国勇还说，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国进民退”和“内进外退”，外资企业的比重开始降低。这一方面表现为中国的民族经济在壮大，竞争力提升。另一方面，外企的迁移是公平竞争、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外企对中国经济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在改革开放40年这样的历史节点，应该强调重申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外资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而且应该以非常积极开放的姿态扩大外资的影响力，扩大开放。”

在听取报告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表示，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大胆实践探索，找出一条道路，并且不断完善，“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搞好基础设施、招商引资、创造良好招商环境，这是中国的特色；中国实行了混合所有制，国企、民企、外企发挥各自作用。在最近贸易保护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以‘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在全球治理改革和完善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受欢迎。”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的走向，梁国勇提出了“增长平台”假说。他建议将“降速增长、加速转型、避免危机、持续发展”作为中国经济顺利前行的长期战略选择。在“求稳”取代“求快”的政策基调基础上，实现从重视速度和数量到重视结构和质量的转变。应对中国经济的多重转型予以通盘考虑，进行全面、长期规划。

对此，徐洪才表示，未来中国经济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同时打赢三大攻坚战，防范重大风险。“未来几年，能够在稳健的货币政策背景下保持实体经济平稳运行，是个考验。保持GDP增长需要依靠消费转型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产能利用率、加强金融监管，新兴消费、消费结构升级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引擎，但现在比重还不高。 而关于近期外汇市场的波动，人民币快速贬值，中国需要放缓节奏，把握人民币升贬的力度和节奏。”徐洪才说。